文憑,為什麼越來越不值錢了?

文憑,為什麼越來越不值錢了?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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蘭德爾·柯林斯(Randall Collins,1941- ),美國當代著名社會學家,衝突論的代表人物,賓夕法尼亞大學社會學榮休教授,主要研究領域為理論社會學、社會衝突、關於政治與經濟變遷的宏觀社會學,著有《文憑社會》《衝突社會學》《社會學四大傳統》《哲學社會學》《互動儀式鏈》《暴力》等在學界產生了重大影響的著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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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文憑社會:教育與分層的歷史社會學》

作者:[美] 蘭德爾·柯林斯

譯者:劉冉 紀東傑 校

版本: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8年6月

為什麼辛辛苦苦讀了四年本科,等到工作卻覺得什麼都得從頭學起?為什麼越來越多的民工家庭不願讓孩子讀大學,寒門越來越難出貴子?既然從大學里學到的知識對日後的工作並無太大影響,那大學教育還有用嗎?

這些問題看似非常之中國式,但事實卻是,很多西方國家都在某些歷史階段,遭遇了同樣的問題。高等教育與工作職業之間,看似是無比緊密的上下游關係;但無論是很多企業還是求職者,早已不再執著於「專業對口」這樣的神話故事了。不過更奇怪的是,哪怕從業界到教育界,都不再對大學「作為職業培訓基地」的可行性抱有幻想,但「教育-職業」的迷思依然猶如宗教信仰一般,深深紮根於人們心中,這似乎成了一個比「大學教育究竟有沒有用」這一問題本身更難索解的難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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蘭德爾·柯林斯於1979年出版的《文憑社會:教育與分層的歷史社會學》雖然距今已近40年,但其結論卻依然歷久彌新,特別是他一針見血地指出殘酷真相:教育看似增強,但實則卻阻礙了社會流動,並藉由「政治工作(閑職)-技術工作」、文化通貨等理論概念,捅破了文憑表面光鮮亮麗、內里卻不名一文的那層窗戶紙,在將近40年前,就回答了那個困惑我們許久的問題——文憑,為什麼越來越不值錢?

從技術訓練走向文化通貨

在柯林斯看來,大學可以提供職業教育所需的必備技能,無疑是大學教育的最大神話:學生們在大學中學習了大量與未來工作無關的知識,而那些所謂「實用」的內容,多半也趕不上工業界、企業界日新月異的發展。柯林斯所拆解的第一大問題,就是將學校視作為職場提供「技術管制功能」祛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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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既然學校無法提供真正實用的技術人才,為什麼還有那麼多人(包括企業)對學校乃至文憑趨之若鶩呢?柯林斯認為,勞動可以被分為兩種,一種是生產勞動,比如種地、製造業工人;另一種則是政治勞動,比如投行諮詢、或是一般大企業的管理層——前者生產財富,我們經常將其稱之為實業;後者分配財富,一般不直接創造價值。政治勞動因為主管分配,所以其實越來越趨向於「閑職」(sinecure sector);而隨著體力勞動被機械化生產所代替,勞動市場上的「閑職」也越來越多。文憑則是幫助僱主區分「政治勞動者」與「生產勞動者」的重要手段。

那麼,為何要用文憑來區分兩者呢?作者通過對醫生、律師和建築師這三類工作的歷史社會學考察,發現文憑所代表的往往不是生產型的技能,而是政治型的「文化通貨」——從大趨勢上看,任何時代凡是取得較高文憑的人,大多數具有較好的家庭背景、較為強烈的受教育慾望,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,以及足以支撐脫產教育的經濟條件。這些人的屬性,完全符合「閑職」的要求。就這樣,文憑幫助僱主在雇傭「閑職」人員時進行區分。比如,投行的工作並非要求僱員精通經濟學或金融——頂級投行往往更傾向於家世良好、名校畢業的學生,因為這意味著學生(及其父母)較廣的關係網,也有利於企業對外的整體形象——這些內容,招聘者往往很難直接問出口,或是提問的時間成本太高;而一張文憑往往就能解答所有此類問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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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種社會建構下的文憑,其實代表了一種「文化通貨」(類似於布爾迪厄的「文化資本」)。「文化通貨」雖然叫「通貨」,但並不是金錢,而是一種文化意義上的貨幣——往好的方面可以理解成「腹有詩書氣自華」,往壞的方面或許就是金錢的「文化」外衣。經濟條件較好的家庭,往往更有意願,也更有餘力在孩子的教育上投資。這些孩子上得起補習班,學得起鋼琴課,父母更願意他們能讀大學,而不是希望他們在初中或是高中畢業后就開始掙錢,哪怕父母也知道如今的大學生早已不再是上世紀80年代的「天之驕子」,但他們還是希望把孩子們送入大學——因為最高學歷將會決定孩子日後更可能是從事「生產工作」還是「政治工作」——文憑,就是這種文化通貨的最直接體現,也是一個人家庭背景的最直接體現。

在這個意義上,美國高等教育不僅沒有像其一直所宣揚的那樣,促進社會流動,給予家貧者以擺脫其本身社會階層的契機。相反,一旦學校-職場這架機器進入正式運轉中之後,文憑越來越會變成阻礙社會流動的堤壩——因為與文憑更相關的,往往不是實際的能力與技術,而是教育資源的傾斜、父母家庭的背景……這也就是為什麼近十年來「寒門難出貴子」「新讀書無用論」甚囂塵上的重要原因。

教育社會學脈絡中的柯林斯

柯林斯的《文憑社會》看似論證驚世駭俗,結論聳人聽聞,但其背後有深刻的學理脈絡。

首先,本書所誕生的上世紀70年代,正是帕森斯所主導的「功能論」在北美社會學界節節敗退之時。在哈佛大學,對這種具有意識形態調和色彩的功能主義進行批判,簡直成了某種社會學的政治正確。而柯林斯此書,正是在這一大環境下誕生的:社會學家不再把教育視為某種社會功能的組成部分,而是將之放在階級衝突的框架內予以理解。所以,在柯林斯看來,文憑所代表的高等教育,不僅無法提供社會流動,無法為企業提供在技術層面上的有用人才;相反它成了利益階層手中的工具,完全且徹底、但又無比義正辭嚴地將無力負擔高成本教育的人群拒之門外。

其次,《文憑社會》也受到了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的重要影響。彼時,布爾迪厄與帕斯隆的《再生產:教育、社會、文化》(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, Society and Culture)剛於1977年推出英譯本;雖然其社會資本、文化資本的概念要到上世紀80年代才漸趨成熟,但其核心理念已然顯露無疑。柯林斯的「文化通貨」無疑深受法國理論啟發(柯林斯也把布爾迪厄的《繼承人》和《再生產》兩書列入參考文獻)。此外,《再生產》中布爾迪厄認為現代社會的當權者更傾向於運用「符號暴力」(symbolic violence),而非「物理暴力」(physical violence)來維持其統治地位——這與柯林斯的政治勞動、生產勞動的概念劃分高度相似,甚至我們也可以把文憑理解成布爾迪厄「符號暴力」的一種另類形式。

從更加教育社會學的角度來說,自鮑爾斯(Samuel Bowles)和金提斯(Herbert Gintis)1976年出版《資本主義美國的學校教育》(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)之後,北美學界的批判教育社會學開始崛起。《文憑社會》也是在這一波浪潮之中嶄露頭角。柯林斯在本書之後,轉向微觀社會學、衝突社會學,之後更是提出旨在打通社會學微觀宏觀壁壘的「互動儀式鏈」(ritual chain of interaction),其研究重心從教育社會學上轉移。但當《文憑社會》出版20多年後,《教育社會學手冊》(2000)和《智識城市的未來:變革中的美國大學》(2002)等書計劃出版時,兩書主編全都邀請了已經告別教育社會學多年的柯林斯,來重新撰寫關於教育比較歷史視角和「文憑通貨膨脹」的文章,由此也可見柯林斯《文憑社會》一書在教育社會學史上的獨特地位。

最後,必須要強調的是,柯林斯並未完全否定教育在經濟發展中所起到的作用。他在本書第一章就強調,初級教育(如掃盲)對於經濟發展的影響至關重要;但是高等教育的普及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卻並不顯著。這與之後諾貝爾獎獲得者道格拉斯·諾斯(Douglas North)所認為的「教育等因素並不能導致經濟增長,教育就是經濟增長本身」不謀而合。雖然分屬不同學科,各自的學科脈絡也完全不同,但兩位優秀的學者卻從關聯議題的不同角度,得出了相似的結論。

對我們的啟示

「中產焦慮」是近年來最為熱門的話題,而教育則無疑是中產焦慮的重災區。教育投資從學鋼琴、學芭蕾、學高爾夫,到一擲千金購置學區房,學校從面試學生髮展到面試家長,「不能輸在起跑線上」、幼兒園入園排隊搶號、小學入學求人送禮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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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些種種社會怪現象看起來相當荒謬,但如果以文化通貨的視角來看,卻又異常合理。對中產家庭來說,教育的戰爭是一場「不參與,即出局」的多輪博弈——他們無法像貧困家庭那樣因「力不從心」而「自暴自棄」,但也無法像鐘鳴鼎食之家那樣「花得起」「輸得起」。中產家庭時刻要面臨階級滑落的心理危機,只能通過對於文化通貨的投資,來保證孩子取得一紙文憑,得以在高度競爭的社會中不要掉隊,希望可以通過自己有限的經濟資本,來盡量撬動孩子教育上的文化槓桿,換取最划算的文化通貨,讓孩子在「政治職位」的競爭中謀得一席之地。

但值得注意的是,中國的文憑社會,也與美國類似,走向了「文憑通貨膨脹」(credential inflation)的極端——博士一走廊,碩士一禮堂,學士一操場——學歷的通貨膨脹,已然帶來了文化通貨的泡沫破碎,博士、碩士的含金量大大貶值,這也逆向助長了很多扭曲的學術行為(如抄襲、注水),同時也使得教育在社會評價體系中每況愈下。雖然很多人文教授不得不祭出「自由而無用的靈魂」、「(文科)無用之有用」——但很可惜,如果高等教育只能仰仗這種名為反功利主義、實為保住飯碗的防禦性言辭來維繫自身尊嚴的話,那無疑將會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虛無與悲哀。

□伯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