"英國人"用心險惡!臨走前,居然在香港埋下這麼多"暗雷"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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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國曾因殖民地遍布世界各地而得名「日不落帝國」。在「日落」之後,它親手製造了不少黑暗。

|作者:田亮

英國和美國是盟友,在香港問題上也可以說是一致行動人。

2019年8月9日,英國外交大臣拉布就香港局勢與林鄭月娥通話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迅速回應稱:今天的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,早已不是英國的殖民地。英國對香港一無主權,二無治權,三無監督權。

此前,華春瑩也質問過英國政客:「在英國對香港進行殖民統治期間,香港市民有上街遊行的自由嗎?」外交部另一位發言人耿爽嚴正指出:「在英國對香港進行殖民統治期間,香港毫無民主可言,港人就連上街遊行的權利都沒有。恰恰是香港回歸后,中國政府依照憲法和基本法,切實貫徹落實『一國兩制』、『港人治港』、高度自治方針,保障香港居民依法享有前所未有的民主權利和自由。」

只要港督願意,他就是一個獨裁者

「學界一般認為,港英時期的香港,香港本地人『有自由無民主』。」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張俊義告訴《環球人物》記者,香港總督掌握絕對權力,港督下設行政局和立法局,港督兼任兩局主席,掌握行政和立法大權。「行政局名義上是香港政府的決策機構,實際上只不過是一個諮詢機構,港督在需要的時候向行政局諮詢,在不需要或發生緊急情況的時候可以免去諮詢。行政局的議員全部由港督委任。」

立法局也是同樣情況。除了港督是當然主席以外,布政司、財政司和律政司是3名當然議員,其他議員全部為港督委任。立法局的主要職能是向港督提供有關立法的參考意見,並根據港督的要求通過法律,其實只是港督的一個橡皮圖章。英國學者邁樂文指出:「港督的法定權力達到這樣的程度:如果他願意行使自己的全部權力的話,他可以使自己成為一個小小的獨裁者。」由此可見,港督治下的香港,根本沒有選舉可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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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且,立法局一向為英國人壟斷。直到1880年立法局裡才有了一個華人議員——伍廷芳。

伍廷芳(中)

但他在立法局內並沒有起什麼作用。港督軒尼詩說:「伍廷芳在立法局裡等於零。」直到1926年,行政局才出現了第一名華人議員。

港英當局還實行赤裸裸的種族歧視政策。「華人和歐洲人的居住地是有明確劃分的,好的地段都留給歐洲人,華人是不可能居住的。」張俊義說。港英當局的公園章程里,第三條規定:「中國技工和勞工不準在公園內穿行。」第四條規定:「轎子和轎夫不得進入公園。」法院對英國人百般包庇,而對華人實行嚴刑峻法。1877年,香港按察司斯梅爾說:「在我來到本殖民地以後頭幾年中,香港一地判處死刑的人數等於全英格蘭死刑人數的一半。」

「但是,英國人掌握了香港的話語體系。他們編寫的香港史著作都是一個邏輯:香港發展得這麼好,完全是英國的功勞,完全不提任何鎮壓、歧視。這個『傳統』延續到現在。前幾年,我和香港學者準備合作編寫一本香港歷史方面的書,我認為應該按照中國歷史的脈絡,在中國歷史的框架下寫香港史。結果這位香港學者的反應竟然是:『這在香港行不通!』他還是一位比較親中的學者!結果事情就沒有辦成,可見英國人製造的那套話語體系至今還在深深捆綁著香港人。」張俊義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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末代港督彭定康,對香港製度大改特改

1982年,英國在馬島戰爭中戰勝了阿根廷。這一年,盛氣凌人的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到北京開始了關於香港問題的會談。

1982年9月24日,鄧小平和撒切爾夫人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談。

一開始,她態度強硬,聲稱沒有英國人繼續統治香港,香港就會衰落,提出由英國人繼續管治香港。鄧小平回應說,在主權問題上沒有討論的餘地,任何一個中國政府到了現在,到了1997年還不收回香港的話,就要下台,無法向中國人民交代,也無法向世界人民交代;說香港的繁榮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中國的四化建設「這個估計不正確」,中國建設的根基在大陸,「如果中國把四化建設能否實現放在香港是否繁榮上,那麼這個決策本身就是不正確的」。鄧小平還表示,如果在15年過渡時期內香港發生嚴重的波動,中國將被迫重新考慮收回香港的時間和方式。

撒切爾夫人的氣焰遭到嚴重打擊,離開人民大會堂東大門時,在台階上摔了著名的一跤。

1982年9月,撒切爾夫人與鄧小平會談結束后,在人民大會堂台階上跌倒。(視頻截圖)

英國人見主權問題沒得談,就變換了策略。紐約大學政治學教授熊玠撰文寫道,英國人在1985到1997年之間,對香港的制度任意地大改特改,尤其是在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任內(1992—1997年)。

熊玠舉了兩個例子。「第一個例子,香港的立法局,有史以來就不是民選的。由於它一直是由港督所指派,所以才叫『局』,意即它是行政結構的一部分。但是在1995年,港英政府破天荒地產生了一個民選的『立法會』。其目的,由今日回首觀之,就是英國人在臨走之前,要製造一個英文里說的『期望高漲、無法滿足的革命』。在2016年香港立法會驚爆宣誓鬧劇,部分新當選議員企圖塗改就職宣誓的誓詞。另外還有人趁機冒出支持香港『獨立』的主張。凡此種種,俱是證明了英國人臨行前蓄意在香港製造『期望高漲、無法滿足的革命』,的確見效了。」

2016年,香港立法會驚爆宣誓鬧劇,部分新當選議員企圖塗改就職宣誓的誓詞。

「第二個例子:有兩個在港英時代維持香港治安很關鍵的重要法規,被英國人在臨行前貿然取消了。一個是『公安條例』,另一個是『社團條例』。在『公安條例』沒有取消的時期,如有人群要上街示威遊行,非得先向香港警察申請並取得許可之執照不可。如警察不批准,遊行就是非法,警察立刻可以抓人。在『公安條例』取消以後的香港,示威遊行的人群,只需要在上街遊行的同時向警察通知一聲就夠了。所以,這就是為什麼1997年香港回歸以後,動不動就有示威遊行發生。在以前的『社團條例』之下,港督對於任何香港社團,只要他懷疑有裡通外國的情形,立刻可以宣布這個社團為非法組織,並吊銷它的執照,其中包括接受國外的捐款。今日回頭來看,英國人將這兩個法律取消,其用心兇狠惡劣,實無以復加。」

港英時期另一個重要機構是高等法院和終審法院。它們沿襲了英國的傳統,屬於判例法系,法官的判決在司法過程中起決定作用。這與中國內地實行的大陸法系截然不同。法官的任免也沿襲了英國的終身制,一旦港督任命,除非死亡或主動退休,法官可以終身任職。在港英時期,任命的法官絕大多數為英國國籍。這一問題遺留至今。2016年產生的新一屆香港終審法院的常任和非常任大法官任命中,17名大法官中僅有兩人為中國香港籍,其餘均為外國國籍或雙重國籍。不少人認為,他們的判例具有強烈的傾向性。今年7月14日,暴徒杜啟華把一名警察的一截手指生生咬斷,結果兩天後,法官就以1萬元保釋金、不準涉足新城廣場為條件,同意了杜啟華的保釋請求。司法界對暴徒的輕判,對警務人員權利的漠視,也對暴行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。(環環上周剛寫過,做香港警察到底有多難,你根本想象不到……點這裡複習)

張俊義還提到一點:「英國在撤退前培育了一批信奉西方價值觀的公務員隊伍,特別是親英的高級公務員。被稱為『亂港四人幫』之一的陳方安生就是一個典型(其他三人為黎智英、李柱銘、陳日君)。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香港一些人從心底里認可西方價值觀,不認可中國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。」陳方安生正是彭定康一手提拔的,1993年11月,彭定康讓她接替霍德,成為首位華人布政司(回歸后改稱政務司司長)。

香港回歸中國之後,英國人還在時刻惦記這塊土地。英國學者羅思義告訴《環球人物》記者,英國政府罔顧香港回歸的事實,頻頻對香港事務指手畫腳,挑釁中國政府。「就在2019年7月,時任英國外交大臣亨特發表聲明,完全歪曲了中國和英國之間的協議。將香港歸還給中國,從定義上說,是將主權移交給中國,因此香港的事務就是中國國內的事。相反,亨特試圖聲稱英國在香港保留了一些權利。英國外交部發言人也稱:『我們是聯合聲明的共同簽署人;通過監測其執行情況,我們正在按照我們的承諾負責任地行事,而不是干涉……』」英國人口中的「監測」還「落實」到了書面上。1997年7月,英國政府開始發布第一期《香港問題半年報告》。到2019年3月底,已經發布到第四十四期。

正如英國學者馬丁·雅克所說,香港的繁榮不是因為英國。「僅僅是因為它走運了。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,很多原本只能香港做的事,北京、上海、深圳全部都能做了,香港不再具有唯一性,『唯一通道』的紅利就消失了。」熊玠也說:「自1997年以來,中國內地每年GDP的增長率從來沒有低於過6%。為什麼香港經濟不能同步增長?其原因是『一國兩制』的實施情況,太過強調『兩制』,所以香港仍繼續它的『自由』經濟體制,沒有內地的『宏觀調控』。我們的結論是,香港實行的『一國兩制』中『一國』的成分不夠。這正是與『港獨』人士的直覺相反的結論。」

中國香港上演「港獨」鬧劇時,這也是英國殖民者埋下的「禍根」的成功。

來源:人民網-環球人物